如何讲述本来的西藏，而不是旅游者眼中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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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讲述本来的西藏?   

毫无疑问，作为中国知识的重要组成部分，西藏的天珍物华、西藏的精英人杰、西藏的历史文化和西藏的宗教智慧，需要一个真确的可正信汉语之门。在本来的西藏和被幻象、传闻笼罩的高地之间，需要一个超越经院、学术与宗教的信使。而今天，这样的一个信使如期到来了，她就是马丽华，带着自己又一次呕心沥血的新著——《风化成典——西藏文史故事十五讲》。如果说，此前她数部关于西藏的著作，是在“行万里路写一本书”（拉巴平措语）的地表行旅中完成的话，此次却是在浩如烟海的汉藏文史料和前尘往事的风化迹地深层钻探。在她从容洒脱而又不乏学养的倾情讲述中，高原世界的昨天——“曾经和曾经的曾经”向我们豁然洞开。
源远流长，气象万千，头绪繁多，如何讲起？正如书名所示，马丽华所倚赖的是一个“化”字：对“以岁月为形式的风化过程”中雪域人间世的温情打量，对典籍文献、驳杂史料的严格筛选与化入化出，对地域风俗、原始图腾和自口碑而来的“田野”收获的吸收消化。这一工作的艰难和繁杂程度可想而知。
既是从“头”开始，那就要从距今三万至五万年前的青藏高原说起！那时青藏高原的气候温润。在藏南、藏北和西部的阿里发现的旧石器和新石器时期的文化遗存，告诉我们这里已经有了亚洲人类的存在，而在东部昌都地区考古发现的粟米、彩陶遗迹，亦可证明四五千年之前黄河流域文化和西南山地原始文化与青藏高原之间的相互影响和交流。马丽华从考古学、地理学和人类学的最新成果开始翻页，首先将一部青藏高原的自然史呈现于读者面前。之后才是原初神话氛围中若隐若显的西藏史。正如维柯在《新科学》一书中所指出的：“所有异教各民族的历史都有神话故事性的起源。”在这样的神话故事中，从太古洪荒的天地之战到松石家族在大地上的分布，从猴子变人到初民对松石、青稞的效忠，更确凿一些，再到家马和野马的分道扬镳，以及犬怎样成为人类的朋友，然后是进入了藏文古卷的民间故事。先混沌后有序，创世般的图景次第展开。
被藏地先民人格化和神格化了的宇宙元素，构成氏族社会、部落时代原始宗教的端倪。约在公元前二世纪前后，苯教——西藏原始宗教——与历代藏王共存的“赞普”（王者）时期开始了。由于藏文尚未出现，无论代表神意护持国政的苯教教义，还是大地上最早的王者行迹，都少见史料遗存。至此整个西藏都还是人神共处的混沌世界，唯有自然崇拜的遗风注定要流布至今。自第八代赞普止贡开始，吐蕃历史的序幕拉开了。《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中已有《历代赞普传记》可依，前吐蕃时代一直持续到第三十一代赞普，也就是我们今天家喻户晓的松赞干布的父辈。此时的西藏已由汉地传入医药和历算，耕地面积扩大，金属冶炼和度量衡都已出现。“直到公元六世纪前后，西藏的故事都在本土演绎着，与高原之外的世界少有参与。”中原地区在此一时段正由汉末进入隋唐，而从这时起又过了一千年，在西方所谓地理大发现的十六世纪，最经典的世界地图上青藏高原也依然是一片空白。
吐蕃王朝崛起于雅鲁藏布江南岸的雅隆河谷，自松赞干布的祖父一代开始扩张，相继兼并了前后藏地区（现今拉萨、日喀则一带）各部落，到松赞干布时，终于一统西藏高原，古代中国版图上首次出现“吐蕃”字样。松赞干布十三岁即位，征服西部的象雄（现今阿里地区），攻占青藏东北部唐境（青海）和吐谷浑，向南兵临恒河岸边，并与中土大唐和尼泊尔联姻。同时，他在位期间引进了佛教，创制了拼音形式的藏文，参照大唐的律令格式制定律法，成为藏族历史上文治与武功同样显赫的伟大君王。提到松赞干布或吐蕃王朝，最为人津津乐道的，就是文成公主入藏和亲的凄美故事。然而，透过马丽华所讲的“武史故事”，我们对唐蕃之间的战争所造成的祸患离乱印象深刻。唐蕃之间战事连绵的两百余年中，流传下来的涉及兵燹浩劫、生民苦况的唐诗数以千百计，知名的作者有杜甫、张籍、元稹、白居易等。直到公元九世纪初，吐蕃与唐朝在长安和拉萨会盟立碑，“甥舅”方才和好。另外一段可能同样会出乎汉文读者意料之外的史实是：发现于二十世纪初年的敦煌遗书中，藏文写卷即有七千件之多，包括了历史文书《吐蕃大事纪年》和佛教苯教文书、汉文、梵文著作的藏译等。这不仅告诉我们敦煌千年流芳的文脉中，包括了六七十年的吐蕃占领时期这样的史实，也让我们知道了在此一时期，几多汉藏僧俗学者在敦煌凿窟画像，翻译经文，“对于各自所珍视之物，相互珍视”，为藏族文化及汉藏文化交流的证物在日后重见天日做了大量工作。吐蕃瓦解，唐朝离析。在公元八四○年之后的几年里，汉地曾发生“会昌法难”，吐蕃也有“郎达玛灭佛”事件，佛教在唐蕃两地几遭灭顶之灾。但有一个人物恰在此时活跃于汉藏佛学世界，即被陈寅恪称之为“吐蕃玄奘”的大翻译家法成。在吐蕃占领和归唐的整个时期，敦煌奇迹般地成为一个文化的避风港，法成在该地译经讲辨，贡献卓著。汉文藏译，藏文汉译，中原佛教和吐蕃佛教前所未有地交集融合。这是汉藏文化交流史上一段差不多已被湮没的故实。
吐蕃之英雄时代的消失，有超长史诗《格萨尔王传》的流传为证。这部历经数代说唱艺人和僧侣文人不断增补润色的作品，堪称世界文学的奇迹，它是以神话思维述说民族进程的典型案例。接下来，当中原的宋朝皇室与甘青川一带地缘关系密切的所谓西北吐蕃各政权倚背互靠之时，西藏本土所发生的事情在史籍中隐没不见了——至少在汉文记录中是如此。事实是，吐蕃王朝解体，失去一统格局的西藏大地，数百年处于豪强分治割据的状态，而佛教在西藏则经历了一个由“熄灭”而复苏的过程。以在东部康区、安多求法学成的“卫藏十人”为代表的弘法“下路”，和以印度高僧阿底峡为代表的来自（阿里）古格的“上路”，经由一○七六年于古格托林寺举行的“火龙年大法会”而合流，迎来了藏传佛教的后弘期。
与汉籍中禅宗祖师达摩“只履西归”的版本不同，在藏文文献中有一个“只履东归”的故事，说的是公元八世纪末期，来自汉地和印度的成佛之道出现“顿”、“渐”之争。在赞普赤松德赞的主持下，东土和尚摩诃衍与古印度的莲花戒在桑耶寺菩提洲大殿当场辩论，结果赞普宣布渐悟派获胜，并且规定此后蕃地不得再修它法。摩诃衍认输，留下一只鞋子返回了汉地。“只履西归”的传说早载于汉籍《历代法宝记》，在吐蕃占领敦煌时就被译成了藏文，摩诃衍与莲花戒的辩论无从细考，此处翻版为“东归”，可供联想的内容很多。对藏传佛教来说，具有标志意义的是另外一场大辩论，那就是据说同样由赤松德赞组织的佛苯大辩论。公元七七五年，藏地本土宗教苯教在这场辩论中的失利，意味着西藏佛教化的开始。从此以后，西藏的文化历史，西藏的精神世界，无不被打上佛教的烙印，用马丽华的话说是“人本”退位而“佛本”登场。在经历了前弘期缓慢的渗透成长过程和后弘期的发扬光大，并形成以密教为特质的传统之后，藏传佛教出现了大小不同的派别，成长出影响不一的宗师，而主体则是由称为新译密咒的各派构成。但很显然，西藏原始宗教根深蒂固的影响，或者说佛教教义对西藏本土宗教精神的部分吸收，才是藏传佛教之所以“藏传”的原因所在。
厘清西藏历史文化演变的错综轨迹实非易事。所以在这部兼具史学与藏学功底的文史“故事”中，马丽华多少借重了文学的笔法和想象。每遇西藏文明发育史上的标志性事件，总会有人物自尘封的历史中走来，他们是作者用来串联已经遗失了的西藏记忆的精美松石，或者说，“他们一直就在那里，等待文笔接应”（马丽华语）。千年前以苦修著称的尊者米拉热巴就是这样的松石之一。米拉热巴因复仇而造下咒杀三十五人的黑业，在他为涤除恶业而进行的苦修经历中，既可看到古希腊神话中西西弗在一般的心灵之役，也似乎有基督教发轫时期耶稣的嶙峋身影闪现，但重要的还是西藏的精神构造中如米拉热巴所代表的纯粹虔敬、完全向善和立地成佛等为今日一般藏人熟稔的宗教遗产。一二四五年，十岁即随伯父萨迦班智达从萨迦到凉州千里远行的八思巴，则是另一颗璀璨夺目的松石。其时，驻帐于凉州、正对青藏高原大兵压境虎视眈眈的蒙古王子阔端，写信邀请执掌西藏萨迦一派政教事务的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信中语带威胁。萨班伯侄到达凉州后，不仅治愈了阔端身上的一种顽疾，而且讲经说法，以博大精深的宗教、文化和语言学造诣令阔端叹服。之后发生的事情是，萨迦与蒙古王子达成可相互接受的意愿：你给我保护，我传你佛法，你使我民众免遭兵灾，我保证僧俗遵行你的法度。萨班以一纸《致蕃人书》说服西藏僧俗诸部，西藏则正式纳入元朝中央政权的管辖。萨班的侄子八思巴传承萨班学识，作为元朝的国师和帝师，总领天下释教，奉忽必烈之命创制了以藏文字母为基础的蒙古新字，被称为“八思巴字”。他还曾为忽必烈三行密宗喜金刚灌顶，并参与或辅治国政，成为元代历史上显赫的藏族人物。终元一代总共有十多位萨迦派高僧相继担当帝师，西藏僧人也大批进入内地，广造寺院佛塔。今天北京的白塔寺、碧云寺等俱为元代所建，杭州灵隐寺附近飞来峰的石刻造像中，亦有鲜明的藏式风格。藏传佛教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蒙古民族的性格与气质，也许难以量化，但藏族精英突显的文化智慧、启蒙价值绝对不可忽视。与其在精神文化、意识形态方面的雍容大度相近，世俗管理层面，元代统治者的治藏方略也有大手笔：出于青海的吐蕃遗民桑哥可以官至尚书右丞相，兼总制院使、领功德使司事，宣政院宣政使等，为忽必烈宠臣。虽然此人最后的命运是被控罪死——也有含冤之说，却仍可以见出元代统治者的政治智慧。作为政治与宗教微妙互动的因缘线索和神奇结果，在两百年后的明代，北方遥远的蒙古草原上甚至还出现了一位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即第四世达赖喇嘛云丹嘉措，这已是后话。
元朝在西藏设立总制院（后改称宣政院），将吐蕃故地分为三个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大致按照黄河、长江上游和雅鲁藏布三大水系的自然及人文地理分野，分别是卫藏法区、朵甘斯人区和朵斯麻马区，称为三区或三路，下设十三万户，任命万户长。同时，调查户口，确定贡赋，建立驿站，屯驻军队，推行乌拉制度，所辖面积与今日西藏自治区大致相等，对西藏行使了有效管辖。元以后，明、清两代基本沿袭这样的行政区划未有大变。唐以降，中国历代治藏，具体形式虽然有别，但在对西藏精神事务亦即宗教影响力的充分体谅尊重方面，多有相似之处。藏地的神明和信仰方式，往往影响或改变着中原统治者的政治风格和文化选择，甚至对历史的发生发展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这样的例子在世界历史上并不鲜见，公元三世纪，古罗马皇帝君士坦丁的皈依基督教，其决定意义直接波及我们今天文明的内涵。从世俗化的现代历史思维看，佛教式的、或者说僧侣史学家们的世界观，也许无助于我们的历史理解，但轮回和超越轮回的生命信仰，罪孽和报应的因果平衡，对如何消除人世间的恶和苦难所带来的启示，却让天意、神明的存在与真实的历史进程并行不悖。了解这一点，对我们洞悉西藏的殊异存在，尤其是考察外部世界与西藏关系的实质大有帮助。
宗喀巴大师的出现无疑是西藏历史上的重大事件。这位藏传佛教格鲁派（俗称黄教）的创立者一三五七年出生于今青海西宁，一四一九年圆寂于自己亲自选址兴建的西藏甘丹寺。今天著名的拉萨哲蚌寺、色拉寺和后藏的扎什伦布寺，也都是由其弟子们所兴建。就其宗教改革的影响力而言，这位大师在藏传佛教历史上的地位，或许堪比基督教历史上的路德，尽管内容和路径迥异。他的改革意图，接近佛祖释迦牟尼创建佛教的初衷，包括健全僧团组织，强调僧人必须恪守本色，严守戒律，不得干预世俗事务，不得娶妻生子和纵情酒色，同时也不得参加生产劳动。在佛法修习方面，他规定了先显后密的修习次第，并首创学位考核制度等等。一四○九年，宗喀巴倡导并主持的大昭寺万人祈愿大法会，从藏历新年初一至十五，历时半月，盛况空前，也从此开创了一年一度传召大法会的传统。宗喀巴大师的再传弟子中，生成了我们今天知道的达赖和班禅两个活佛转世系统，并且建立了互为师徒的关系。宗喀巴一生倾心于佛学思想的辨析、阐述和论证，著述甚丰，有《菩提道次第广论》、《密宗道次第广论》、《密宗十四根本戒释》等。随着宗喀巴大师对藏传佛教的匡正、开拓及格鲁派的强势诞生，宗教在西藏大地上的绝对化存在已成不争的事实。但是，正如我们知道的，作为压倒性的精神统治力量，宗教、佛学往往只是上层统治者和僧侣阶层的专属，在现实中，普度众生的救世情怀也许会遭遇架空，甚至沦为奴役制度、剥削关系的帮凶。对此，马丽华的理解是透彻而肯綮的：“就像一棵遮天蔽日的大树，上面缀满同质的果实，其下却连小草也难以生长——不鼓励生长世俗知识分子和经世致用的学问，以及纯文学纯艺术创作，古代神话也都经历了佛教化的改造。世俗知识分子的缺席，意味着人本主义、人文思想，以及通常由这一阶层所承担的社会职责的缺失，既对所处的现实社会和民生无意无为，同时意味着与外部世界交流对话，缺少了沟通的角色和过渡环节。”
清季的天空下，西藏由朗朗乾坤而暮色四合，渐变而为帝国主义殖民事业蓝图上一个醒目的标记。在英印当局、沙俄等外部势力的不断威逼下，锡金、不丹、拉达克，这些历史上与西藏同文同种同一信仰的喜马拉雅山地属国皆被控制。危机四伏的西藏最终迎来的，是英国侵略军对拉萨的兵临城下。有元以来，西藏地方政权形式几经改变，乾隆末年，廓尔喀之战后，清廷出台了将政教大权一体交付达赖喇嘛，下设噶厦机构，由朝廷任命三俗一僧四位噶伦处理日常事务，由驻藏大臣监督指导的治藏模式。同时颁布《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内容涉及规章制度、边界防御、对外交涉、财政贸易、活佛转世等诸多方面。其中以金瓶掣签形式确认大活佛转世的制度沿用至今。风起云涌的民国年间，登上西藏历史舞台的有：上下求索、寻找出路的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被迫出走内地十四年、对内主张祖国统一，对外反对侵略的九世班禅却吉尼玛；衔命赴藏、为争取西藏尽快恢复与中央政府正常关系做出了独特贡献的“小女子”刘曼卿；以及西藏人文主义的先驱、以现代理性精神观照藏民族命运的走向、从“内部”深刻动摇贵族神权统治的思想者更敦群培，等等。
一路写下来，西藏历史的脉络渐渐清晰。既照顾史实的连贯，也不断“抖”出那些大有深意的“趣闻逸事”，于帝王将相、大德高僧们的皇皇业绩背后，突破神话圣迹，超越宗教史观，昭彰信史和传闻之间的藏地物质文化、精神生活之面貌，举凡宗教文化、边疆地理、军事斗争、部族关系、政治形态甚至自然科学，无不悉数涉及，而且处处深厚到位。读到最后一个字，我最强烈的感受是，当代中国需要这样一本书！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历经数千年，多元一体，共生共荣，她的每一个团体成员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每个民族的历史和文化，都应当作为常识，成为我们共享的资源和财富。
作者：　殷　实
来源：《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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